据环球时报9月1日报道，美国《时代》周刊近日评选出了2025年度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百位人物。华为创始人任正非、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以及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等人成功入选，并被列入“领导者”类别。与该类别并列的还包括xAI创始人埃隆·马斯克、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英伟达联合创始人黄仁勋以及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等国际知名企业家。

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100人中4位中国入选者

此次《时代》周刊所发布的人工智能百人名单，不仅代表一项荣誉，更被视为对全球AI产业格局的一次战略梳理。在榜单中，美国仍占据显著优势，而中国上榜的四位企业管理者年龄分布广泛，从七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不等，所在领域覆盖通信、大模型技术、机器人及自动驾驶等多个重要赛道。

超越表面的排名信息，深入观察这些企业家的管理实践，可发现他们共同秉持一种鲜明而一致的管理理念，即“慢思考，快行动”。这一理念被认为根植于中国商业文化的深厚土壤，同时高度契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特征。它既体现出中国传统中“十年磨一剑”的专注与持久力，又融合了现代商业环境中“唯快不破”的高效执行能力。因此，该管理模式对于正处于变革之中的管理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在深入分析这四位代表人物的管理逻辑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他们各自在中国AI发展中所体现的不同方向。

任正非作为华为的创始人，入选得益于华为在AI芯片和全栈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战略规划。已年过七十的他，代表了中国企业在AI产业中的长远视野和持续投入。早在2009年，华为便启动了昇腾芯片的研发，彼时人工智能尚未成为广泛关注的概念。华为在AI领域的实践，并非追逐热点的短期行为，而是源于深度思考的体系化布局。

梁文锋作为DeepSeek的创始人，展现了中国AI新生代创业者的迅猛势头。其团队仅用20天就推动DeepSeek大模型实现了全球3000万日活跃用户的成绩，体现出年轻一代管理者对技术趋势的精准判断和强大的市场执行力。

王兴兴创立的宇树科技，则标志着中国在AI硬件领域的显著进展。该公司专注于四足机器人的研发，成功将前沿技术与商业化应用相结合。年营收突破十亿元并启动上市计划，成为中国硬科技创业成功的一个典型代表。

彭军所创立的小马智行，专注于L4级自动驾驶技术，代表了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未来方向。该领域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长周期研发，还面临严格的法规监管。彭军的入选，进一步表明中国在全球自动驾驶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这四位入选者分别体现出战略布局、发展速度、硬科技实力和未来探索四个关键维度。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成功并非依靠模仿他人，而是借助一种独特的管理节奏，将扎实的技术积累与敏锐的市场机遇紧密结合。

“慢思考，快行动”这一管理逻辑在任正非与梁文锋的经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也深刻贯穿于王兴兴和彭军的商业实践中。

以任正非带领的华为为例，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并非出于盲目追随热点，而是早在2009年就已启动昇腾芯片的研发。该项目历时十年、耗资数百亿元，期间几乎未对外高调宣传，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外界视为前景不明的长期投资。然而，当技术成熟并决定推向市场时，华为却展现出惊人的推进效率：从最终立项到产品上市仅耗时三个月，而从测试到量产更是压缩至一个月。这充分体现出“慢思考”的战略耐心与“快行动”的高效执行相结合的特点——华为在战略层面沉着布局、不追逐短期风口，而一旦明确方向，便全力加速，实现快速、精准的市场切入。

梁文锋与其团队在DeepSeek的发展中也遵循类似的逻辑。在大模型竞争白热化的2022至2023年，他们并未急于亮相，而是将重点放在核心技术的持续积累上，历时三年潜心优化算法与产品体验。这种不急于求成的“慢思考”为后续爆发奠定了坚实基础。产品正式发布后，团队展现出极强的迭代能力：在20天内发布超过50个版本，以近乎全天候的节奏持续优化，最终快速获取3000万日活跃用户，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同样，王兴兴所领导的宇树科技在四足机器人领域也体现出“长期研发、快速商业化”的节奏。其产品依赖对材料、机械结构及控制算法的持续攻关，并非一蹴而就；而一旦技术成熟，便迅速实现规模化生产和市场推广，短短数年内达成年营收10亿元。

彭军与他的小马智行则专注于L4级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该领域需经历漫长技术积累与严格验证，但在应用落地阶段，企业迅速推进与车企及出行平台的合作，实现技术向运营服务的高效转化。

可以看出，这四位管理者均展现出同一管理特质：在技术层面坚持长期主义、深耕不辍，而在商业转化中则强调速度与执行力，实现科研积累与市场爆发之间的高效协同。

“慢思考，快行动”这一管理逻辑的形成，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深刻契合人工智能行业的技术本质与竞争态势。其背后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决定了其研发不能简单套用传统互联网产品的敏捷开发模式。与传统应用（如社交APP）可通过“最小可行产品（MVP）”快速推出并持续迭代优化不同，AI的核心在于算法与模型，其发展极度依赖大量计算资源、高质量数据集以及长期的技术积淀。构建一个成熟可靠的AI模型，往往需经历数年持续投入与反复调试，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快速试错”取得实质性突破。管理者若仅强调速度而忽视底层积累，极易因基础薄弱而导致资源浪费和项目失败。

其次，AI行业表现出显著的“赢家通吃”竞争格局。技术突破往往呈跳跃式而非线性发展，一旦企业在关键算法或工程实现上取得领先，就可能迅速建立起较高的技术壁垒和市场优势。这就要求管理者既需保持战略耐心，持续投入核心技术的长期研发，以等待或创造突破性进展；同时又必须在机会来临之际，具备极强的组织执行力，能够迅速将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并占领市场，从而把握住稍纵即逝的窗口期。这一“厚积薄发、敏捷响应”的双重要求，正是“慢思考”与“快行动”得以紧密结合的现实基础。

此外，该管理模式的有效运行，还依赖于具备高度战略认同和执行灵活性的组织文化作为支撑。它既要求团队能够深刻理解长期目标，抵御短期机会主义干扰，保持技术定力；也需组织在资源调配和行动响应上保持足够敏捷，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构建这样的文化氛围非一日之功，需借助管理者的持续引导和制度层面的不断巩固，最终形成上下同欲、既稳且快的组织能力。

“慢思考，快行动”是一套体系完整的管理方法论，为处于变革环境中的管理者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引。其主要内涵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实行双轨时间管理。企业应建立两种不同节奏的时间框架：战略规划须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周期为单位，着眼于长远方向与可持续性；而执行推进则需以周、日为单位高效落实，确保目标的快速实现。这要求管理者具备同时把握长期愿景与短期执行的能力，使组织既保持前瞻性，又具备高效的运转机制。

其次，推行分层决策机制。战略决策应相对集中，由具备远见和经验的核心管理层负责，以避免方向性偏差带来重大风险；而执行决策则需充分授权至一线团队，使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快速响应和调整。通过区分决策层级，企业既可维持战略定力，又能提升执行的灵活性和适应力。

第三，建立差异化的容错机制。在战略层面，一旦经过充分论证形成决策，就应保持稳定，不宜轻易动摇；而在执行过程中，则应鼓励团队积极尝试、快速迭代，对过程中可承受的失败给予宽容。组织需明确区分战略性与执行性错误，保护那些为创新而承担合理风险的团队，从而营造敢于行动、持续优化的氛围。

最后，培育长期主义人才观。“慢思考，快行动”的逻辑需要与相匹配的人才体系支撑。企业应注重吸引和培养那些聚焦长期价值、能够沉潜钻研、拒绝急功近利的核心人才。管理者需设计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制定长效激励政策，并提供持续成长的机会，使员工坚定相信，持续的努力终将获得应有回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快”成为中国商业领域的核心追求。企业热衷于快速融资、迅速扩张、加速上市，仿佛速度本身就是成功的保障。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原有的发展逻辑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当前的关键不再局限于纯粹的执行速度，而更在于是否能够把握恰当的节奏。

这一点在入选《时代》AI百大影响力人物的四位中国管理者——任正非、梁文锋、王兴兴和彭军——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他们展现出一种更为成熟和理性的经营理念：在面对重大技术变革时，真正的竞争力并非来自短期的投机或偶然的机遇，而是源于长期扎实的积累、对技术内核与商业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一种独特的运营节奏——既能耐得住寂寞、专注深耕，又能在关键时刻果断行动。

这样一种张弛有度的节奏，反映的不仅是个别企业的战略定力，更是一个成熟经济体和健康商业生态应有的姿态。它意味着我们既愿意给予技术研发和人才成长以必要的时间，也具备在机会来临之际迅速捕捉并将其转化为价值的能力。这或许才是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真正需要追寻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