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正经历深度重构，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企业如何破界突围、强链升级，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期专题聚焦全球供应链变革与中国实践，探讨中国企业如何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由成本优势迈向韧性竞争，推动中国供应链从“稳”到“强”，实现跃升。
历经五次产业转移，全球已形成高度融合、区域分工协作的产业格局。然而近年来，宏观环境深刻变化正推动全球供应链向区域化、本土化方向演进。贸易摩擦、地缘冲突与绿色转型等宏观因素，使传统供应链模式难以满足各经济圈对韧性和安全的诉求。在此背景下，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成为各国战略布局重点。
全球供应链：向多元格局演进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已先后出现五次以全球化为核心的产业迁徙与供应链体系重塑：起始于18世纪末，英国引领的产业技术与生产模式向欧洲大陆及北美蔓延，带动了纺织、煤炭等基础工业的兴起；到了20世纪中后叶，先是50至60年代，美国将轻工、家电、汽车等产业转移至欧洲与日本；随后70至80年代，日本、德国又把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转向“亚洲四小龙”；进入90年代，欧美及亚洲发达经济体则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至中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部分产业产能开始向东南亚、南亚地区延伸。这一系列变迁推动全球供应链形成了高度融合、区域分工协作的宏观态势。
在这一分工体系中，欧美日韩在研发设计、高端制造等利润空间较高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生产枢纽，以中低端制造和资源型原材料供给为主要优势，同时正逐步向高端制造领域迈进；东南亚地区则主要承接中低端制造及原材料供应等利润相对微薄的环节。
受区域贸易摩擦升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以及绿色转型需求增强等因素影响，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正加速推进。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逐渐趋于稳定（如图1所示），但全球供应链的内在逻辑已从优先追求效率转向以保障安全与提升韧性为核心。
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供应链从高度融合的状态向区域化、本土化方向调整。全球贸易结构随之发生明显变化：欧洲、亚洲、北美三大经济圈内部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而经济圈之间的贸易增长则较为乏力（如图2所示）。2024年，三大经济圈内部贸易占比已升至56%，其中欧洲为61%、北美39%、亚洲59%。
随着产业转移进程加快，目前欧洲、北美洲、亚洲三大经济圈已纷纷着手搭建自身的供应链体系：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经济圈推进再工业化，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经济圈加快制造业回流，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则着力强化完整价值链的构建，全球供应链呈现出相互独立的多元化竞争格局雏形。
欧洲经济圈的再工业化进程。新冠疫情与地缘冲突的冲击，充分暴露了欧洲供应链的脆弱性。俄乌冲突期间，作为欧洲汽车线束（用于连接车辆电子系统）关键生产地的乌克兰，其供应链中断直接导致英国和德国多家汽车工厂停产。例如，大众、奥迪和保时捷因无法获得乌克兰的线束供应，被迫暂停在德国沃尔夫斯堡、英戈尔施塔特等地的生产线，宝马和奔驰也因零部件短缺而减产。为打破这一困境，欧洲抓住“碳”这一关键要素，推出《清洁工业新政》《欧盟芯片法案》《净零工业法案》等一系列政策，加强本土产能建设，推进再工业化，力求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北美经济圈的制造业回流举措。2010至2024年间，北美商品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反映出其制造业“空心化”问题严峻，导致全球价值链主导权流失。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其供应链韧性不足的问题在新冠疫情及中美技术脱钩中进一步显现。由于过度依赖亚洲国家的芯片供应（芯片研发设计主要集中在欧美，生产制造则集中在亚洲），2020至2023年全球芯片短缺致使美国汽车制造商及其他行业面临生产延迟和停工风险。像通用汽车和福特等公司不得不削减产量，导致数千名工人被迫休假。为巩固在全球的关键主导地位、提升供应链韧性，美国通过《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对新兴经济体实施贸易封锁，并加大本土产能补贴力度，强力推动高端制造业（如芯片）和国民命脉产业（如能源、钢铁等）回流。
亚洲经济圈的完整价值链构建。在构建区域完整价值链的过程中，一系列经济制裁与出口管制措施使亚洲供应链在技术、生产原材料、基础设施设备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尤其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美国对光刻机、刻蚀机等核心设备实施出口限制，导致供应链上游技术获取愈发困难，韧性承受压力。在此背景下，依托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产业转移规律，亚洲通过多层次网络化布局，逐步形成了“中国枢纽+东南亚、南亚承接+日韩技术赋能”的完整价值链。其中，中国凭借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双循环政策、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制造强国战略，不断向附加值更高的价值链环节迈进，致力于构建完整的本土化供应链。
亚洲供应链：向完整价值链演变
与欧美通过高端制造业回流以应对产业“空心化”的策略不同，亚洲供应链重塑的核心在于整合区域内经济体，共建完整的供应链生态，形成分工高度协同的一体化格局。
亚洲供应链的现代化始于20世纪中叶的第二次产业转移。发展至今，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仍以“世界工厂”为主要角色，聚焦微笑曲线底端的产品制造环节，如消费电子组装、服装纺织等。而半导体设计、精密装备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仍由欧美掌控，这直接导致亚洲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5.4%，显著低于欧美水平（美国12%～14%、欧洲7%～9%）。相较于欧美主导的研发密集型产业生态，亚洲供应链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低端产能同质化竞争：产业快速扩张阶段，大量同类产业集中布局，部分领域产能增速超过市场需求，导致亚洲主要工业国的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长期偏低，钢铁、汽车、锂电池、消费电子等行业尤为突出。加之欧美通过再工业化强化本土产业，进一步加剧了亚洲低端产能过剩的消化难题。
中高端环节基础薄弱：由于起步晚于欧美，亚洲在产业发展中长期处于跟跑状态，缺乏全球领先的技术布局与积累，需在底层技术领域实现大量突破与创新，才能缩小与欧美的差距。在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54项核心技术上，亚洲企业的专利储备量仅为欧美企业的1/3。以代表最先进技术的光刻机为例，荷兰阿斯麦（ASML）公司占据80%的市场份额，而尼康、佳能等亚洲企业仅在中低端市场竞争。
区域协同效率不足：亚洲缺乏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的供应链链主，各国在发展目标、战略布局及区域合作机制上缺乏协同性。原产地规则、数据跨境流动等标准尚未统一，政策合力的缺失导致供应链整合滞后，难以形成高效的产业积累与迭代能力。
上述三大挑战，本质上源于亚洲价值链生态的健康度不足。因此，在全球供应链重塑的浪潮中，亚洲供应链亟需通过三大转变实现破局：从“世界工厂”向完整价值链构建转型，从多链主竞争向聚焦核心链主转变，从同质化竞争向协同共生升级。这要求亚洲各国持续动态调整自身角色定位与供应链策略。
定位升级，从参与全球分工到构建完整生态。在过去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欧美、日韩定位为研发设计与先进制造中心，中国和东南亚则是中低端制造中心。未来，亚洲不应局限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应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核心区域需强化科技创新，加大关键领域技术研发投入，填补欧美占据的高附加值领域空白，在区域内构建完整的价值链生态。
优势整合，从多链主竞争到聚焦核心领域。当前亚洲供应链存在多链主竞争格局，不同国家和企业在各自优势领域主导发展，这在根本上造成资源分散与内部竞争加剧。随着产业转移与供应链重塑，亚洲将更注重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协同决策。依托关键消费市场、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及在技术、人才、物流等方面的持续积累，中国已在光伏、锂电池、稀土、电动车等多个新兴产业中确立领先优势。
协作深化，从同质化竞争到协同共生。过去，亚洲众多经济体多以美国为中心制定战略，产业发展相对独立，缺乏整体战略一致性。如今，美国大力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加大对亚洲各国的制裁力度（如对东南亚发起双反调查、威胁加征关税），使众多过往合作伙伴面临巨大风险。在此背景下，亚洲各国必须且正在寻求更紧密的区域内部合作，以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标志，为区域经济注入新活力。
在上述转变过程中，亚洲供应链的分工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中国枢纽+东南亚、南亚承接+日韩技术赋能”的完整供应链生态正逐步形成：
研发设计与高端设备制造领域，日韩仍保持相对领先，中国则加大研发投入，加速转型；
基础原材料供应环节，受贸易壁垒、人口红利等因素影响，正逐渐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
材料与零部件领域，先进材料和核心零部件仍以日韩为主，中国正向高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低端组装加工环节，“世界工厂”的角色逐步向东南亚转移。
在这一新分工趋势下，亚洲各经济体的定位与供应链策略呈现显著变化：
日韩，研发设计与高端制造业的领先者。作为发达经济体，日本在高端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及光刻胶、硅晶圆等前沿科技领域持续领先；韩国则保持全球电子信息与半导体产业优势。本轮供应链重构中，两国将重点稳固研发设计环节，通过跨国投资与技术输出在全球布局生产基地，尤其通过东南亚战略确保资源获取与市场拓展，同时依托技术优势控制产业链关键环节，维持高端地位。
中国，亚洲供应链枢纽与高端领域追赶者。作为亚洲新兴经济增长极，中国不断强化研发设计与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能力，以提升在全球高端产业链中的主导权。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外部技术封锁与供应链限制倒逼中国加大研发投入，加速芯片设计、制造工艺等关键环节的自主创新与突破。同时，中国的“新三样”等优势产业正加速全球化本土产能布局，探索可持续增长路径，而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则持续向东南亚转移。
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者与中外链接“桥梁”。作为第五次产业转移的核心区域，东南亚持续承接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欧美日韩推行的“中国+1”战略中，东南亚扮演着桥头堡角色，也是中国优势产能出海的重要载体。但近期受美国对东南亚关税威胁影响，其作为中国企业出海首选地的地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东南亚各国正积极与中欧美日等经济体合作，推动特色产业向中上游环节升级。
中国供应链：向精细化管理演变
在亚洲各国中，日本与韩国凭借较早的发展起步，已在先进制造业、电子、造船等多个领域构筑起显著优势。中国则依托后发优势，逐步在光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新兴产业中掌握了话语权。随着精细化管理理念的持续渗透，以数据化、流程化、标准化为特征的管理模式，正成为中国企业提升供应链效率与韧性的关键路径。在本轮全球供应链格局重塑中，中国凭借庞大的市场容量、可观的贸易规模、强劲的资本外溢能力及雄厚的技术实力，不断巩固供应链优势，同时更注重打造自主可控、具备风险对冲能力的供应链体系。
从贸易维度看，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体量远超日韩（如图3所示）。在与各国的进出口合作中，中国占据绝对优势，凭借充足的产能，有效满足了当地市场需求。
资本外溢方面，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地区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已与日韩持平。随着众多中国企业积极出海开拓新增长空间，未来有望超越日韩，成为亚洲市场的关键投资方。
市场规模上，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远超日韩。同时，中国不仅拥有广阔的本土市场，还在持续拓展海外销售渠道，具备强大的产品市场推广能力。
技术实力层面，尽管中国在部分领域与欧美日韩仍有差距，但在大规模投资与创新研发的双重驱动下，已实现多项突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占比25%，美国以21%紧随其后）。此外，2018年被列为“卡脖子”的35项技术中，短短5年内至少有21项取得突破，多个产业实现国产替代。在人工智能、新能源与储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中国已跻身全球引领者行列。
随着亚洲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中国的区域影响力不断扩大。为进一步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协同水平，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涵盖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强化资金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致力于营造有利的市场、技术与资金环境，通过政策的精准配置与动态优化助力企业转型。
市场层面，积极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构建。国内循环通过消费升级、市场扩容、投资优化、产业升级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举措，充分释放内需潜力。例如，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3000亿元再融资政策保障住房市场，消费补贴规模预计从2024年的1500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7000亿元。国际循环则聚焦贸易多元化与价值链提升，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共建、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制度型开放举措，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资金层面，加大对关键领域的扶持力度。重点支持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加速发展。2024年，中国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达11505亿元，同比增长5.7%，为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有力支撑。同年10月，“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提出，旨在破解未来产业资本投入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机制不畅等问题。
技术层面，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半导体、先进制造、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构建更完善的科研生态，营造宽松的产业政策环境。通过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1—2024年，中国高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2.2%、18.9%、10.3%和8.0%，高端制造实力显著提升。
中国供应链：经受韧性考验
中国制造业在资源导向型原料领域对外依存度较高，但在新能源材料方面已具备全球掌控力，整体产业链呈现出不同环节韧性不均衡的结构性特点——“卡脖子”问题主要集中于中上游，中下游虽竞争激烈却拥有显著竞争优势。
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如图4所示），这种独特优势使其具备构建完整供应链的基础，能为应对突发外部冲击提供系统级的本地化替代能力与链内调度空间。不过，中国制造业在不同环节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各有差异：
上游原材料：资源型原料如铁矿石、原油、铬矿、锰矿等对外依存度较高；而在新能源材料领域，中国稀土和多晶硅产量稳居世界前列，为新能源产业供应链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在先进材料领域与国外仍存在较大差距。
中游核心零部件与半成品：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关键技术环节存在“卡脖子”问题，目前正通过技术突破推进国产替代，在芯片、锂电池隔膜、超精密抛光工艺等领域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更多基础领域，市场格局分散，竞争较为激烈。
下游终端产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组装制造，技术壁垒相对较低，竞争态势更为激烈。随着东南亚等地区人口红利显现，服装纺织、消费电子组装等大量产业向该区域转移，中国出口结构则逐步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终端产品倾斜。
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中国供应链凭借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丰富的配套资源，以及链主企业与中下游之间强大的连接能力，在应对全球供应链冲击时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与抗风险能力。其中，面对欧美加征关税的外部压力，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三样”产品表现尤为突出，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支撑。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385.70亿美元，2020—2024年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37.31%。其中，光伏产品连续4年出口超2000亿元，锂电池出口39.1亿个创历史新高，电动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200万辆。这既体现了中国强大的产业配套与产能响应能力，也反映出“新三样”产业链正通过强化上下游协同与关键环节自主掌控，加速调整以抵御外部波动风险。
以光伏行业为例，中国供应链在上游原材料控制、全链条产能布局及国际市场拓展方面展现出强大的结构性韧性与风险抵御能力。中国多晶硅产量已连续13年居全球首位，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4年中国多晶硅产量达182万吨，约占全球93%，硅片、电池片、组件等中下游环节的全球产能与产量占比均超80%，形成了高度一体化的产业结构。
这种资源主导与产能集中的特点，不仅保障了光伏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还通过规模经济显著降低单位成本，提升全球竞争力。面对欧美技术封锁与贸易壁垒，中国光伏企业加快垂直整合并积极布局海外产能，拓展东南亚、中东及欧美等市场，进一步提升了供应链的区域多元性与系统抗压能力。同时，国外市场对中国产能的高度依赖，客观上也强化了供应链的战略稳定性。在“链主+出海”模式驱动下，光伏行业龙头企业不断扩展海外市场，从早期的组件出口延伸至电池片、硅片等更多环节的本地化配套，进一步增强了全球交付能力与本地供应保障，形成抵御地缘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统性能力。
再看新能源汽车行业，中国企业在动力电池、智能网联等关键技术领域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尽管上游部分关键原材料仍有较高对外依存度，但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产业链整合与本地配套能力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研究机构EVTank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新能源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70%，彰显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在供应链配套方面，从车企披露数据来看，中国主流新能源车企零部件本地化率超90%，部分企业甚至超过95%，零部件基本可实现一站式配齐，使整个产业链具备更高的稳定性与应变能力。面对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多重不确定因素，中国新能源车企依托产业链上下游的高效协同，展现出较强的供需平衡能力与快速恢复能力。
未来供应链：双市场协同共进
以往，全球化供应链以追求极致效率与低成本为核心目标，却逐渐显露出过度刚性、布局单一、难以持续等脆弱特质。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企业正着力构建兼具安全性、灵活性、绿色低碳属性且布局多元的韧性供应链。在增量市场中，企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通过区域化、本地化布局提升抗风险能力与响应效率；在存量市场里，则深化协同与资源整合，依托新质生产力增强供应链的结构弹性与风险抵御能力，筑牢韧性根基。
1.增量市场：向外拓展空间
中国企业正迎来新一轮出海浪潮。此轮出海并非简单的制造业外迁，而是为提升供应链抗压能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通过海外多地协同布局，企业能够在遭遇全球贸易扰动、地缘风险或单一市场波动时，保障生产与交付的连续性。截至2024年，拥有海外业务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已超3560家，占比达66.37%，创下历史新高。以“新三样”为例，锂电池与光伏产业通过出海持续开拓增量市场。据研究机构EVTank数据，截至2024年6月，中国锂电产业链企业海外总投资达5648亿元，重点布局欧洲地区（占比37%）；2023年，光伏产业链六家厂商的海外规划在建项目总投资超350亿元，以组件项目为主，集中于东南亚和美国；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海外投资超913亿元，主要投向东南亚及南美地区。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供应链体系建设呈现出区域性与阶段性特征。
地域选择层面：从全球趋势看，东南亚凭借成本优势、关税优惠、与中国相近的商业环境及日趋完善的产业链，成为企业出海的热门区域。但该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较大，受美国关税调整等因素影响，企业需审慎评估潜在风险。随着全球贸易格局演变，中东、北非和拉美地区潜力凸显——这些地区不仅消费市场庞大，可辐射欧美，且短期内政策风险较低，成为企业布局的新选择。此外，受美国芯片法案和欧盟边境调节机制等政策影响，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相较欧洲，美国市场不确定性更高，技术封锁与制裁风险加剧，中国企业进入时更为谨慎。
模式与体系建设层面：当前企业出海主要有出口贸易、海外营销、全球经营三种模式。过去，中国企业多以出口贸易参与国际分工；随着供应链安全意识提升，更多企业转向海外营销与全球运营，通过构建本地化产业链提升响应速度与抗风险能力。在体系建设上，新一轮出海企业更注重本地化供应链布局，开始系统性规划相关事宜：
研发环节：推动基础布局的全球化配置，在目标市场设立应用研发中心，针对本地客户需求开展定制化开发。
采购环节：评估原材料本土化与全球化采购的优劣，定制适配的采购策略。
生产环节：明确本地化生产的环节与规模，考量当地生产条件（如环境社会要求、气候因素等）的影响并制定应对措施。
仓储物流：规划本地仓储与物流网络，选择自建或与经销商合作的模式。
销售环节：搭建本地销售网络，选择直销或经销等合适的销售模式。
服务环节：明确本地售后服务的范围与职责，选择依赖经销商或自建服务团队的模式。
供应链优化：持续优化研、产、供、销、服全流程，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改善产品与服务质量。
人才保障：设计合理的组织架构与管控模式，明确部门职责，制定人才招聘、培养与激励机制，促进跨文化融合。
后台管理：确保财务、IT、法务等职能部门为本地化运营提供有效支撑与管控。
数字化建设：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与国内业务的无缝对接，提升供应链透明度与效率。
2.存量市场：向内挖掘潜力
受资源结构、技术瓶颈与市场压力等因素影响，存量市场中，中国企业供应链需依据新质生产力在不同行业的差异化特征精准施策：对于钢铁、化工等上游原材料行业，关键在于通过研发创新打造高端产品，并借助低碳组合在下游碳足迹追溯环节构建核心优势；对于存在“卡脖子”问题的中游行业，重点是通过研发创新突破技术瓶颈，推动国产替代与高效运营；对于中下游优势行业，核心是构建差异化竞争力，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降本增效；对于中下游低端组装制造行业，则需通过精益化生产降低成本，结合模式创新满足终端消费者需求，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
过去，许多企业陷入误区，单纯依靠“砍人工”“砍费用”“砍预算”降本增效，忽视了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整体运营提升，这加剧了供应链的单一性与刚性，埋下风险隐患。未来，随着全球供应链格局加速重构，中国企业需持续深挖内部潜力，科学构建更具韧性与协同能力的供应链体系。
以高效运营筑牢基础：高效运营是韧性供应链的根基，要求企业降低产品全链条成本——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运输到产品销售，各环节均需处于行业成本低位。企业可借助数智化手段建设灯塔工厂，实现人员高效作业，缩短生产周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及时识别并解决供应链环节中的问题。
以数字协同构建中枢：数字化能力是韧性供应链的信息中枢与决策引擎。面对全球供应链因多地域、多语言、多文化、多时区带来的复杂挑战，企业可通过技术赋能与信息化工具（如提前预测）提升对外部风险（如需求波动、突发事件）的识别与应对能力，确保关键节点具备实时响应能力，增强供应链在动态环境中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以绿色发展延伸价值：“双碳”背景下，将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理念融入供应链设计，不仅有助于企业建立合规且成本可控的供应链体系，更是提升长期韧性的关键。随着欧美市场对产品端到端价值链碳排放的关注度持续上升，企业积极融入绿色转型战略，既能积累品牌价值，也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优势。
以内外交互拓展空间：国内外市场的高效联通为供应链应对外部变化提供了更强适应力。企业应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重组与产业布局，通过提升海外交付能力与本地运营水平增强抗冲击能力；同时抓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机遇，打通区域资源流通壁垒，提升国内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国内外市场协同运作，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稳定发展，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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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企业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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